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，清王朝刚刚灭亡，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。他的父亲钱均夫，先就读于求是书院，后留学日本，回国后投身教育，把开明思想带给员工，也带给儿子。

钱学森曾经表示，家庭教育的最高境界是“身教”大于“言传”。在父亲的“身教”下，钱学森很小就立下了很大的志向，要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一个自己向往的大英雄。钱学森回忆说：“我父亲钱均夫很懂现代教育，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，走技术强国的路；另一方面又送我去上音乐、绘画等艺术课。”1935年，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决定赴美学习，他渴望以自己的知识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现状。告别在即，父亲钱均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郑重塞到儿子手里，转身离去。钱学森等到父亲的背影消失后，急忙打开纸条，上面写道：“人，生当有品：如哲、如仁、如义、如智、如忠、如悌、如教。吾儿此次西行，非其夙志，当青春然而归，灿烂然而返。”寥寥数言，即成训导，让钱学森铭记一生。

留学后，虽然美国方面为钱学森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，但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，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愿望。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在给钱学森写信时，都提醒努力学习，好早日回国。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。多年后，他几经辗转，终于回到了祖国，投身于“两弹一星”的研究，为祖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。

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在有了儿子钱永刚后，也像父亲对待自己那样严格要求儿子。虽然钱家家境优渥，但儿子小的时候，还常常穿着带补丁的裤子。儿子七八岁时，钱学森还要求他每天早晚扫两遍楼前过道。这个习惯，钱永刚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。

1957年，钱学森在回国后的第三年，因撰写《工程控制论》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而拿到了1万元奖金。在当时，1万元不是个小数目。钱学森并没有拿这些钱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，而是让学校教务人员给每位员工配一把计算尺。钱学森一生中多次捐赠稿费、讲课费和奖金，最大的一笔为100万元。他始终把爱祖国、爱人民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，这也是钱永刚对自己父亲最直观的记忆。

钱学森以身作则，用自己勤奋认真的态度和宽厚博大的胸怀，春雨润物细无声一般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。为人父母后，钱学森夫妇更是将钱氏家风铭记在心。他们夫妇为人低调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毛主席和周总理多次接见他，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，可是钱学森从来没有向外人提起。几十年来，他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祖国人民的无限忠诚，始终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为新中国军事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。

钱学森每次吃饭都穿戴整齐，不摆架子，尊重他人，平等对人；对孩子的成绩从不苛求，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孩子们，希望他们能够不带功利心，而是凭兴趣去读书和学习，去报效祖国。钱学森夫妇认为有关读书的要义，孩子是从父母处观察得来的。父母做学问，持之以恒，不功利，不着急，日积月累，自然会起到作用。

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。传统与现代，历史与当下，从钱学森的家风中，我们看到了“身教重于言教”“以国家需要为念”和“勤俭为本”，看到了一颗一生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。我们要传承和践行中华好家风，怀揣赤子之心，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